在国际上公认的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3条途经中国，覆盖了中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然而，人为捕杀、湿地萎缩、项目建设、监管缺失等因素，造成“迁徙的鸟类，一边迁徙一边灭亡”
漫长的冬天过后，内蒙古洪图淖尔湖正等待着天鹅归来的踪影。
4个月前，这个在蒙语里被译为“有天鹅的湖”发生了一场投毒惨案——259只小天鹅、绿头鸭等因误食含有高度杀虫剂克百威的饲料而死亡。
一个月后，7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但杀戮并未就此终止，洪图淖尔湖逝去的天鹅只是候鸟血色迁徙线上的缩影。
此后，黑龙江23只候鸟疑遭投毒死亡、津冀交界处发现万米捕鸟网、广西平乐破获3万只活体候鸟贩卖案……
“每到候鸟迁徙季，便有成千上万的候鸟在迁徙途中被捕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陆军称，“被捕捉的候鸟，叫声好听、模样好看的会在鸟市售卖，其余的或被送进餐馆，或被卖给鸟贩。”
迁徙，成了候鸟的一场生命搏斗。
一边迁徙一边灭亡
天刚蒙蒙亮时，是捕鸟的最佳时机。
郭亮(化名)也出发了。
在他巡视的稻田、玉米地以及芦苇荡里，经常可以看到数十张由竹竿撑起的大网。
大量朱雀、黄眉鹀、红喉歌鸲等候鸟被挂在网上，还有更多鸟儿的尸体，被丢弃在不远处的野地里，有的已经腐烂。
这种网，用黑色尼龙细线编织而成，网眼并不小，但是鸟一旦撞上去，越挣扎就会被缠得越紧。
郭亮曾亲眼目睹，一些鸟在挣扎中，舌头被网线绞断，满口是血，最终死亡。
而即便没有受伤，鸟儿们也会因长时间挂在网上，被饿死或渴死。
在确认鸟网上的活鸟都已经解救出来之后，郭亮松了口气。
身为“让候鸟飞”公益组织(以下简称“让候鸟飞”)的志愿者，他的任务是发现并拆除这些捕鸟网。
三年来，他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根据“让候鸟飞”提供的数据，在中国所有的1371种鸟类当中，候鸟高达755种。
其中，有20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00种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425种被评为“三有”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占到候鸟数量的60.7%。
而目前国际公认的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3条途经中国，覆盖了中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
在这当中，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是8大路线中物种数量最多的区域。
但由于人为猎杀、湿地破坏等多种因素，在该路线上迁徙的155种候鸟中有至少33种正受到严重的生存威胁，以每年5%至9%的数量消亡。
“在中国迁徙的鸟类都是一边迁徙，一边灭亡。”郭亮叹息，“我们根本来不及阻止，就像我们上周才拆掉的捕鸟网，这周就又布上了。”
去年10月，在距离天津北塘约50公里车程的唐山市海北镇小海北村，他曾和当地森林公安的执法人员，接连在两处农户家中，发现大量的野生候鸟以及捕鸟工具。
“2500多只野鸟被装进塑料袋里，塞满了两个大冰柜，有些死鸟已经被拔毛扒皮，分辨不出来是什么鸟类。”郭亮始终记得，当时凌乱的鸟舍已空无一人，只有立在屋角的衣柜上，画着两只小雀鸟，正怡然自得地整理着羽毛。
“那画面很美。”郭亮眯着眼睛缓缓地吐出口气。
鸟网难题
在候鸟交易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捕鸟是第一个环节。
张祥(化名)便曾是其中的一员。
去年10月浙江海盐的一次“清网”行动中，郭亮认识了他。
张祥是当地人，之所以捕鸟，是因为别人告诉他吃“野货”对身体好。
2016年9月底，他在一个地摊上买了7张捕鸟网后，便开始了在山上的捕鸟生涯。
“他说经常有收获，最多的一天，从网上摘下来过二十多只鸟。”郭亮回忆道。
一开始抓到鸟时，张祥都是自己烧着吃。
直到结识了鸟贩子周洋(化名)，张祥才真正干起了卖鸟的生意。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张祥至少卖给了周洋70只麻雀，20只花鸡和十几只黄鹑。
在交谈中，张祥告诉郭亮，捕鸟网太便宜了，七八元钱一张，“而麻雀一只能卖1.5元，花鸡能卖40元，很容易就收回成本”。
“而且这些捕鸟网结实耐用，并不用每天收网。”郭亮解释道，“即便日晒雨淋，也能用四五十天。”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了提高捕鸟的效率，捕鸟人习惯在候鸟迁徙的春秋之际集中捕鸟，“通常从每年的九十月份开始张网，直到第二年清明节前后”。
但经常隐匿在山林里的鸟网，也给清网带来了难题。
“鸟网很隐秘，常常迎面不见网。我们在树林里排查时，甚至都是一不小心撞到才发现有网。”郭亮说道。
为此，今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新野保法”)，已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网捕的方法进行捕猎野生动物，并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场所为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
“鸟网的加工和生产也必须加以规范，如果不采取措施来限制鸟网的生产和使用，就不能够从根本上保护候鸟的安全。”“让候鸟飞”项目执行主任刘慧莉表示。
带血的利益链
疯狂捕鸟的背后，是隐藏的暴利诱惑。
这些被捕或被杀的鸟类，正被秘密地送往全国各地的消费市场。
“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高额的利润让一些人铤而走险。”曾有村民给郭亮算过一笔账，“一亩稻田的收益一年不过上千元，而在稻田里捕一季鸟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
郭亮介绍称，通常捕鸟人在捕到鸟后，会卖给当地的一道贩子，视鸟的种类定价。而后，一道贩子再转手卖给收购量更大的二道贩子，每只鸟平均可盈利5元钱。
“二道贩子买鸟后会先养起来，经过催肥后再卖给收购者，每只利润也有五六元钱。”郭亮解释道。
来自北方市场的收购者们，往往把被捕的鸟类送往“玩鸟”市场——这也是贩鸟行业利润最高的市场。
“肯定还是观赏鸟卖得贵，有时候一只就能卖到上万元”。郭亮表示。
但由于“玩鸟”者们的交易地点大多选在花鸟市场，长期受到林业部门监控，“加上活鸟目标较大，因此交易难度也较高。”郭亮称。
去年11月末，接到爱鸟志愿者举报后，北京市丰台区森林警察便曾查封了北京草桥国际文化城鸟市，解救各类鸟类100余只，大部分为北京市级保护鸟类。
而不同于北方的玩鸟，南方更大的需求是吃鸟。
有鸟贩曾告诉郭亮，从捕鸟人处收购麻雀一般为每只1.5元，卖给饭店是每只2.5元；而花鸡收购价一般是40元一只，卖到饭店时涨到45元。
广东，是食鸟的重灾区。
2016年11月16日，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曾解救3万多只活体候鸟，当地森林公安负责人称，其贩卖目的地便是广东、广西的餐馆饭店。
据广东省森林公安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18日，公安部门立野生动物案件310宗，其中刑事案件达103宗。
案件中查获的野生鸟类，有九成都来自外省。
此外，将活鸟贩到放生市场，也是鸟贩子们赚钱的新途径。
鸟贩通常会将收购来的野鸟藏在一处隐蔽的窝点，在找到“客户”谈好价钱后，就将其带至窝点，收款后便就地放生。
就在4个月前，天津公安局专案组便曾抓获非法捕鸟嫌疑人。
其供述称，去年9月以来，他购买不法分子捕猎的候鸟，包括麻柳、金钟、梅子、鹰、喜鹊等在内的1000只鸟，已经以9000元左右价格转卖给了有放生需求的买鸟人。
此后不到半个月，陕西延安市森林公安局查获千余只被捕候鸟，嫌疑人称，这些鸟儿原本准备在一个庙会上出售给信众放生。
为此，新野保法也增加了不得随意放生的新规：对于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执法难点
“捕捉候鸟之所以会屡禁不止，不仅仅是背后隐藏的巨大利润。处罚力度不够，也是疯狂捕鸟的原因之一。”郭亮直言。
“以前小武基市场还有门脸房的时候，执法人员去了，商贩就把门一锁，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郭亮回忆称，隔着玻璃门，大家都能看到在笼子里不断扑腾的小鸟，但是因为没有进屋搜查的权力，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们只得无奈而返。
而事实上，“就算是被抓现行的不少捕鸟者，十有八九能拿出残疾证，以此来逃避法律对他们的处罚”。郭亮说，去年9月末，他曾与执法人员扣住了一名捕鸟人，“他抓了60多只鸟，但接受的处罚仅仅是去学习法律”。
十几天后，巡山的郭亮再次与这名捕鸟人相遇，彼时，他正在搭架新的捕鸟网。”
此外，在非法捕猎的候鸟里，除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外，“三有物种”野外生存的危机状况和现有法律保护力度也差距甚远。
“如果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则可定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三有’保护动物正处于灰色的保护地带，法律上对它的保护尚不明确。”刘慧莉表示。
据记者了解，关于“三有”动物的保护，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根据刑法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但无法取证捕鸟人捕获物数量超过20只时，只能采取行政处罚。
雪上霜
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冬天，在“让候鸟飞”的志愿们奔走忙碌之时，中国湿地沿海滩涂正宣告全面告急。
早在2003年，全国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便显示，我国天然滨海湿地消失了50%以上。
根据2014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10年之间全国的湿地面积再次减少339.63万公顷，减少率为8.82%。其中，自然湿地面积4667.47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87.08%。
“非法捕鸟确实触目惊心，但失去赖以生存的湿地，将构成候鸟们更致命的威胁。”刘慧莉无奈却别无他法，“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的湿地，很可能毁在这个世纪以内。”
届时，全球迁徙通道之一“东亚——澳大利亚”上的百万只候鸟，将无可依存。
而就在去年末，江西省水利厅曾发布《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称，“为统筹解决鄱阳湖枯水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提出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
消息一出，“让候鸟飞”的志愿者们心急如焚。
“鄱阳湖作为白鹤越冬栖息地，意义重大。”刘慧莉表示，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被列为极危级保护物种，“全球只剩下3000只左右。”
据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98%的白鹤都在鄱阳湖过冬。一旦鄱阳湖建坝后生态被破坏，白鹤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如果滩涂继续消失，它们飞几千公里来到这里，可什么吃的都没有，再继续飞，继续找，还是没得吃，就死掉了。”刘慧莉感叹道。
但其实，鄱阳湖建坝只是无数湿地萎缩进行时的缩影。
“所有依赖湿地系统的鸟类数量都在下降，而大部分原因还是由于经济开发。”刘慧莉说。
2015年7月7日，云南红河蒙自机场建设项目进行了环评第二次公示。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多位专家认为，机场跑道离长桥海过近，存在巨大的飞行安全隐患，并将给长桥海鸟类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016年11月8日，广东省环保厅发布了《中航湛江雷高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受理公告。
不少环保人士认为，该项目离湛江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最近点仅为1.5km，黑脸琵鹭等鸟类完全有可能飞越风电场、导致撞击风机，造成不可弥补的全球珍稀生态物种损失。
生路
为此，候鸟栖息地保护正被提上日程。
在国家林业局已部署编制的《全国的候鸟保护总体规划(2016-2025)》可以看到，到2025年，全国将在1149处重要候鸟栖息地配备保护力量和相关设施。
而针对猖獗的乱捕滥猎现象，国家林业局去年末也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
随后，国家林业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严厉打击乱捕滥猎滥食和非法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王维胜对此表示，将在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重点区域与地方政府签订保护责任状，设定目标，明细责任，并对落实不到位、行动不力的，将进行约谈或曝光；严查行动过程中失职、渎职行为。
“其实，我国从未停止过对候鸟的保护。”刘慧莉称，“可如果这种关爱仅仅停留在一纸条文上，停留在喟然叹息间，是远远不够的。”
2017年1月1日实施的新野保法，打破了旧野保法内容滞后的桎梏，被认为是新的转机。
“但依然前路漫漫。”刘慧莉指出，“在新野保法中，鸟网仅是禁止使用，并没有规定其为捕猎工具，而且在鸟网的生产销售方面也缺乏监管，这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交易。”
刘慧莉曾对我国禁用鸟网情况进行过统计，据其介绍，在各省野生动物保护法管理条例中，只有9个省份明确禁止使用捕鸟网，且只有吉林省同时将捕鸟网的生产和销售列为非法。
此外，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尽管在原野生动物保护法基础上，提出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未从立法上禁食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郭亮补充道，“这也就是说，只要提供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合法来源，仍可合法食用。”
“关注迁徙候鸟，是要保护生命共同体。”在郭亮看来，鸟类是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标，保护野生鸟类，不光是保护这一类物种，更是通过保护野生鸟类栖息地，达到保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郭亮和其他“让候鸟飞”志愿者们的帮助之下，仅2016年一年，便有10万只被捕候鸟得到解救。
“我们今天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能够看到候鸟的生存环境还在，湿地还在，看到它们每年能够健康地回来。”郭亮说，20年前，在老家，就是白天也能看到整片整片的候鸟，盘旋几圈之后越飞越远……
“一抬头，整个天空都变成白色的了。”这是他梦里故乡的样子。
